摘要 问世不久的ChatGPT以其强大的信息整合与文本撰写能力引发热议，于学术研究者而言，面对人工智能不断向人类智力劳动进军的现实情景，反思自身学科的优势并应对机器对学术知识生产过程的入侵，成为当下必要的现实之问。通过对《体育与科学》举办的“ChatGPT时代的体育学术：以身体为方法”学术工作坊的叙事文本进行质性研究，本文认为：（1）ChatGPT通过其强大的知识输出能力在取代学术知识生产中部分“平庸之辈”的同时，以其物的“能动者”角色影响知识生产空间中的个体行动边界，而随着机器对人类劳动的不断取代，劳动具有的产生生活意义的价值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可能面临着深度异化；（2）人类独有的行动意向性是数字时代变动秩序中的恒常存在的人性，而人类的体育经验因其身体性基础而发挥联结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功能，避免人类的深度异化；（3）体育的这一价值倒逼体育学人们回归对身体的关注，并推进体育学研究的体认范式转向，在这种范式转变的需要下，基于身体的体育经验发挥体育学的学科想象力，是当下体育学研究的优势所在。
在识变中求变：ChatGPT时代的体育学反思——关于“ChatGPT时代的体育学术：以身体为方法”主题叙事的质性研究
文 | 旸洁卓玛，王智慧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2期新刊）
人工智能不仅是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愈加“关乎存在的革命”。既有关于存在的思考始终限于人的单一视域，但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如若将来机器真正拥有了“智能”，即发展成另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则世界将迎来一场关于存在论的颠覆性巨变，那时的人类命运将不容乐观。问世不久的ChatGPT以其与人进行即时性“对话”的能力似乎让人产生“它具有意识”的感觉，不过，所幸这只是“错觉”，因为ChatGPT“对话”能力的本质是对既有信息的搜索与整合，它只是在执行人类所设定的程序。尽管人工智能目前还未威胁到人类的存在论主体地位，但其强大的知识整合能力对于当下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与社会互动已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问题。在新奇于ChatGPT的对话能力之外，人类更应当由此及远，思考这一人工智能最新形态带来的现实问题，从人工智能技术关乎“存在革命”的意义上讲，反思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未来并非曲高和寡的高远命题，而是攸关每个人类个体生存的根本思考。
ChatGPT，是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的缩写，即生成式的预训练对话转换器，属于聊天机器人的一种，但除了与人对话，ChatGPT还能完成撰写任务，正是其基于超强的知识检索与整合能力而实现的文本撰写能力带给智力劳动者们一场关于知识生产的迫切反思，特别是对于致力从现象中发现知识的学术研究者而言，更需要思考在机器撰写已进入学术生产领域的今天，学术工作者在知识生产中处于何种位置，面对ChatGPT远超人类的知识检索与整合效率，学术工作者作为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优势何在，以及学术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等问题。为了及时回应这种反思，《体育与科学》杂志于2023年2月18日开展了名为“ChatGPT时代的体育学术：以身体为方法”的线上学术工作坊，邀请了上海报业集团吴驷编辑、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路云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智慧教授以及《体育与科学》杂志程志理主编做主题讨论，四位专家分别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身体、ChatGPT对体育学术革命的引领、人类自身及体育学研究在ChatGPT时代的优势、体育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四个方面对ChatGPT时代的体育学术进行了反思。本文是以四位专家的对话内容（专家姓名以其姓名首字母代替）作为文本材料进行的质性研究，以期从专业的体育媒体人和体育学研究者的视角来审视ChatGPT时代体育学术的未来走向，为数字时代的体育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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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重组与意义的无源：ChatGPT时代的“近忧”与“远虑”
1.1 人机的混沌共存：被取代的人类劳动与流动的个体边界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讨论了机器大生产替代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者的影响，认为在技术革命下，因工人被机器排挤而造成的过剩劳动人口，迫切促使劳动形式转变。马克思所讨论的技术革命在于机器对体力劳动的代替，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演进，机器对人力的代替在体力劳动领域不断深化的同时也逐渐向脑力劳动领域扩展。近期出现的ChatGPT基于其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而具有的文本生成功能则将机器对人类脑力力劳动的代替进一步推及智力劳动。“现在，ChatGPT可以帮人们看书，替人们做综述，甚至完成论文写作。”（LYT20230218BJ）“为什么学术论文的写作能被ChatGPT取代呢？很简单，它只要读懂论文写作的学科语境和语义结构，以及学科中的概念体系，它就能生成论文。”（CZL20230128BJ）结合二者的观点来看，ChatGPT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于它能够代替人完成研究前期的知识归纳与整合工作，以及最终的文本呈现。这种功能依托于对不同学科的特定语境、知识结构与概念体系的理解而实现，而特定的学科语境、语义结构以及概念体系也是人为预先给定机器的运行环境，即ChatGPT的文本生成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对程式化任务的执行结果。“人工智能在目标固定的程式化内容处理上具有极大的优势，而ChatGPT的表现为文本写作的知识输出能力对于当前的诸多学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就已经提出了莫拉维克悖论，即高级的智慧只需要较少的计算能力。”（WZH20230218BJ）所谓莫拉维克悖论，认为计算机实现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但是让机器习得人类的无意识技能和知觉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换言之，其中的悖论之处就体现在，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人们难以处理的问题反而是易解决的，而人能简单应对的问题反而是困难的。究其根本，人类的智慧实际上是人类意识对经验的处理结果，推理、判断等高级意识能力的发挥本质上同样是意识对特定情境与条件的分析，即人类独有的高级智慧并非是人类天生的能力，而是从经验与现象中的后天习得，本质上是人之意识的结果，并非人的意识本身，而人的无意识技能和身体知觉等日常简单行动则是人之意识的直接体现。尽管关于意识的思考已历经千年，但人类至今也未能揭示意识的全部真相，而人类自身都还难以明朗的事物是难以被作为一种可转化和移植的对象在机器上还原。因此，高级智慧作为人类意识的结果，对人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从经验与现象中发现智慧的过程，是一种匮于后天经验上的困难，而非先天意识的局限。特定学科的语义结构、概念体系等作为该学科的智慧凝结，是已经过检验的认知工具，将其作为指令植入机器后，文章撰写对于机器而言不过是运行步骤的增加；同时，学术研究必需的推理与判断等思维能力所具有的逻辑性也恰恰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其背反性——逻辑性意味着处处有迹可循，这为机器复制人类思维提供了便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实现知识再生产为目标的学术研究工作面临着被机器替代的风险。思考学术研究者们在ChatGPT时代的生存空间以及如何激发学科特性以应对被机器替代研究工作的风险，正是上述WZH所言的ChatGPT的到来为诸学科带来的命题。“我向ChatGPT提了很多学术性的问题之后发现，它的回答几乎能够达到一般学生论文的水平，比如我问它为什么现代足球产生于英国，它从游戏规则、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等角度来解释，这是一般学者和学生论文里经常出现的观点，所以，人工智能其实能够代替学术研究中的一些平庸之辈，未来的学术将是宝塔尖上的东西，是真正的精英学问。”（WS20230218BJ）从WS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尽管ChatGPT已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文章撰写能力，但它对学术研究中的人力替代程度并不似机器对体力劳动的替代那样深刻。在ChatGPT替代一般水平的文章写作背后，实际上暗示着人工智能对个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行动边界的修改。首先，就知识生产本身而言，体现在机器压缩了知识生产者得以发挥人之意识能动性的空间，以及限制了“一般人”对知识生产空间的准入。ChatGPT通过代替“平庸的”学术创作而提升了人类自身进行知识生产的行动标准，知识生产的权力被集中在相对少数的“知识精英”中，一部分人限制在知识生产活动之外，在此，只有超越了机器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进入知识生产空间，成为“宝塔尖”上的精英。其次，就知识生产空间之内来看，机器对个体边界的改变体现在影响个体的反思方向与自我评价，即技术对人的深度驯化：“在拉图尔看来，实际上物也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与人是异质性的对称和平等的关系，它同样是一个场域空间，我们在与机器的沟通过程中，对其问答结果的评价往往是在考虑我们的提问本身以及对机器设计是否合理。”（WZH20230218BJ）从拉图尔行动者理论的意义上来说，人们根据机器的反应来反思自我的思维与行为的过程中，人工智能被激发出作为物的能动性，成为促动人之意识活动发生的“行动者”，人与非人的机器共同构成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异质性主体的互动空间，这种互动的达成不仅依靠机器的“行动者”角色的发挥，机器还充当着“转移者”的角色，将人类提出的问题转译为一种能够表征人类既有知识水平的答案符号，作为人类反思行动的根据。
尽管ChatGPT目前还并未完全替代人类的知识生产劳动，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代替基本的知识生产工作而压缩了人类在这一活动中的行动空间，以此为知识生产空间边界的准入带来了动态性的筛选标准，并以其超强的知识输出能力成为能够与人类反思形成对话的能动主体。由此，人类能够参与的知识生产行动空间是否会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而进一步缩小，以及这一空间的准入水平将如何随之变化便是本文就ChatGPT时代的知识生产发出的“近忧”。
1.2 生活意义的消失：被祛魅的劳动价值与被异化的人际关系由ChatGPT时代的“近忧”而产生的“远虑”，在于对人工智能代替劳动的延伸思考。自机器大生产时代以来，技术对人类劳动的取代从未间断，那些能被取代的只是如上述所说的人类意识的结果，而非意识本身。辨证地看，这种取代一方面的确造成了一些体力劳动者的失业并引发人们对技术的反抗，发生在19世纪的卢德运动便是如此，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也早有断言，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必然导致大量失业，而庄子也曾批判技术是躲避劳动的投机取巧，投机者必定心怀叵测，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取代的只是人的智力结果，因此能够在这种替代中不断激发人的潜能”，（CZL20230218BJ） 以此推进文明的进步。面对这种张力，有人认为劳动的概念是演变着的，人总能找到别的事可以做，然而，这种“总能”在与不断更新的机器能力之间的博弈中能够维持多久？如何权衡技术发展背后人类生存与文明进步之间的张力，成为当下人工智能已向代替人类智力劳动扩张的现实情境下必须深思的问题。“社会分工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演进紧密关联，社会交往密度的提升，即人与人互动频次的增加是伴随工业化革命进程而出现的。知识的分工在ChatGPT时代已经变化，那些常规性的、任务性的、固定性的目标已被机器所替代，比如体育学研究中运动技能的分析、数学统计、历史梳理、文本的程式化写作，以及法律条文的撰写等，那么在这些知识生产工作可能都面临着技术性失业的问题，这种技术性失业正是早期卢德运动发生的根源。”（WZH20230218BJ）如WZH所说，劳动分工与社会团结的维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联，劳动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更是个体生活内容与意义的来源。劳动为社会个体间的互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载体，个体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形成职业团体，相应的职业伦理与规范作为其集体意识的结晶而成为社会的正式构成要素，成为深度分工社会的基础道德器官，生活的意义也由此生发。具体来说，人们在劳动中通过接触不同的人与事，在复杂多元的话语情境与事件情节中所获得的独属于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正是其生活意义与精神诗意的根源，并在与他人互为主体间的交往与互动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感同身受”的经验与意义共享。然而，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实际上破坏了劳动在联结社会中所发挥的有机性，而将其“祛魅”为单纯的生产行为，劳动创造生活意义的价值也由此被消解。“在推动现代西方进程的工业革命初期，人类对技术的认知经历了从破坏到服从的过程。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初也是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面临着工业化进程中机器取代人的现实情景。当时，以卢德为首的一些英国工人对机器生产进行了反抗，抗议机器取代了这些产业工人毕生所习得的技艺，他们对工厂的机器进行破坏，这种破坏在今天看来实际上与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具有相似之处。经历了200年多之后，曾经的卢德主义并没有烟消云散，在今天同样有着警示性作用。今天的人类文明逐渐过渡为技术为导向的类人文明，在人机交互的赛博时代，人的核心价值被融到技术之中，使技术走向人化。”（WZH20230218BJ）技术进步使生活意义的消失不仅体现在上述对劳动价值的祛魅，还体现在技术会导致人与人关系的深度异化。随着类人文明的到来，技术的人化意味着技术试图对人的存在意义进行再造，人类主体面临着被技术客体化的潜在风险。如上所述，人的核心价值在于，在基于社会劳动而与他人的交往与互动中相互提供不同的情境与经验，与他者在主体间实现生命意义的彼此充盈，如果说劳动为生活意义的产生提供必要的空间，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生活意义产生的核心，人们正是在于他人的关系中认识和定义自己的生活意义，并作为其个体性格的形成基础。然而，当技术的人化将人的价值融到技术之中时，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再需要与他人产生关联，一切生活需求能够从机器与技术中获得，人与人之间似乎缺少了互动与相遇的“必要”，技术系统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人们不再与彼此分享各自的生活经验与意义，“感同身受”的价值基础被切断，定义日常世界意义的能力也被转交至技术系统手中。如此，生活意义生成与定义的空间均在技术系统的粗暴闯入下被摧毁，人们在渐渐丢掉与他者交往的需要与能力的过程中，也成为不被他人需要的孤立个体，意义的发生与落地都失去了根源，人文性与精神性的浪漫畅想被吞噬在技术系统的直接与高效中。结合WZH对卢德主义的讨论来看，曾经的卢德运动是反抗机器对人力劳动的代替而造成的工人失业，然而，彼时的机器大生产远不如今日技术系统般完善，劳动的意义生成价值还未被“祛魅”，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联结尚未遭到异化，这场运动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而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如果说卢德主义的警示价值犹存，那么这种新卢德主义真正需要反抗的，是技术系统对生活意义的消解和由此造成的人类精神的流浪，换言之，卢德主义曾经为保障生存保而抗争，如今则是人对自我存在本真性的辩护，如何在未来的技术时代有效保护好人类所剩无几的人文性与精神诗意便是当下我们需要早日进行的“远虑”。
上文从ChatGPT的到来出发，对人类在智能时代的近况与未来进行了简要把握，那么，面对当下的生存难题与未来可能的生命困境，人类在与类人机器的博弈中究竟是否拥有获胜的把握，或者说人类挣脱技术系统之笼的出路何在？“即使ChatGPT目前对于我们而言是一项先进技术，但此类基于大规模语言模型的机器并不具备关于这个世界的根本认知，也就是说，它并不具有自我意识，只是人们在使用时，GPT的生成性对问题进行着筛选性的判断，另外，ChatGPT的非自我意识性难以替代人类的创造能力，它对人类的取代能力实际上基于其运行所依赖的语法结构与语义内涵以及概念体系，而这些都已是被人类生产出来的，是可预测的事实，是人类智力活动结果的再使用。”（CZL20230218BJ）CZL的观点再一次触及ChatGPT代替人类知识生产工作的本质，即它只是对既定成果的再执行，是对人类智力成果的模仿与重复，而非自主生成特定学科的知识秩序。“阅读、写作，这些工作ChatGPT都能干得了，它唯一干不了的就是裂变出新的知识，产生新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机器并不能取代人。”（LYT20230218BJ）结合上述二位的观点来谈，CZL所说的无法被ChatGPT替代的人类创造力便是LYT提到的裂变出新知识的能力。在赵汀阳看来，所谓创造力的本质在于破坏、打乱与重建，即在破坏掉既有知识结构的同时建构出新的规则体系，其中，最为困难的创造力就在于建构一种知识系统。从这一意义上来讲，ChatGPT基于对人类创造力结果进行重复性模仿而实现的知识输出能力实际上取决于人类创造力水平。若进一步从人的创造力出发探寻人类在于机器博弈中的优势，或许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信心。从创造力的本质上看，它是一种有复杂元素组成的综合性能力，具体来说，对于既有知识系统的破坏与新知识系统的重建，是基于对既有规则的亲身实践来发现它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或处理上的局限，进而从无到有地做出针对性地重设，其中，对既有规则的实践以及对新生规则的思考都与身体经验联系在一起。正如WS所言：“机器对人的取代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有更高级别的思维、情感功能、情感技能，领导力、创造力和人际交往等，这些都只能人类自身才能实现。”（WS20230218BJ）也即是说，人的创造行为是基于身体经验而实现的情感体验、技能实践，以及在人际互动中习得的各项能力的综合，即身体经验与思维意识的融合，而这种多元素的凝结正是非人的物所无法完成的。在复兴时期的法国现象学看来，身体是主体的物质性，即“我被我自我所充塞”，其真正内涵在于身体被“安置了一个它有能力去表达的心灵”。也即是说，心灵与身体是交融的，人的创造力正是在二者的混融中得以表现。而作为现代科学的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审美、伦理与宗教维度的逐步消失”，正是对身体与意识相融的人类生命神秘性的损害。由此，人工智能因其作为物的存在本质对创造力形成条件的彻底缺乏，以及对创造力的身心共融基础的根本否定而进一步决定了它无法真正拥有独属于人类的这项高级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基于人的生物性身体而存在的思维能力和自主能力，是ChatGPT或者非人世界在当前场域空间或时代背景下无法完成的。”（WZH20230218BJ）进一步的，WZH的表述中所提及的自主能力，其实指向人类意识所具有的特性，即意向性。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中，这种意向性同样与身体结合，并表现为身体通过运动所具有的朝向物体的能力。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说的“运动”与“物体”实际上分别指涉为广义的“行动”与“对象”，即意向性是人能够借由身体对特定对象采取行动的能力，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则可以将人的自主能力理解为人在对特定对象采取行动过程中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具体表现能够在涂尔干关于人之自由意志的讨论中获得有效的解答，涂尔干认为，意向是区别与动机的一种力，能够很容易地对意志产生影响，这正是人与低等动物的区别所在——“我们有延缓行动的能力,事物既没有思考能力，也无法做出选择。当动物有了某个目的，并不可避免地朝向这个目的运动时，它并没有能力停止和反思自己的行动，只有人能制约自己，让自己的行动停下来，反思并选择自己的行动。”正是人在控制自身行动上的自由能力允许人类在行动中时刻进行反思和优化，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保障，并最终形成真正合理且有效的创造性成果，而作为物的机器则并不具备这样的机会与可能。概括地讲，尽管技术的每次进步都在重塑着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秩序，包括知识的分布结构、社会分工形态，以及人际交往模式等等，但人的意志所具有的意向性及其所赋予人类行动的自由能力却始终无法被技术更改，同时，机器与技术作为物的本质属性本身就决定了它无法拥有这种意向性与自由能力，总之，人类的创造力是技术与机器无法替代的独属于人的恒常存在。2.2 生物身体的体育经验：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联结面对技术进步对劳动提供生活意义的价值消解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体育运动因其对具身参与的强调而成为人们重获生活意义与改善人际交往的手段之一。“对于体育这种身体游戏而言，人工智能是不能够替代的。比如说，造个机器人在100米跑道上超越博尔特，是没有意义的；另外，像足球这种强调身体碰撞的游戏中，机器不可能获得生存空间，它作为机器本身就是不能进入这个游戏领域的，更不用谈人和机器谁输谁赢的问题，这就倒逼我们回归身体。”（WS20230218BJ）从WS的表述中，实际上能够发现体育运动对自然秩序的强调。体育活动作为生物身体的社会化表征， 是自然的生物身体间的互动，若是将机器作为体育行动的主体，实际上违背了体育活动内在的自然秩序；如若从技术的进步代替人类劳动的角度上看，人工智能时代实际上反而为体育的内在自然秩序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空间：“人工智能的出现实际上带给人类再一次的身体解放，第一次解放实在人直立行走以后，人的双手被解放出来，发明和使用各种劳动工具。工具的使用其实对人类发展非常重要，不仅对生产生活而言，对体育的发展也是如此。因为有了被解放的双手，人类就有可能制造无数的工具，体育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玩法，而好玩是体育的一个关键，人工智能的发展实际上进一步解放了人类身体，使人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回归真正的游戏，这是体育的真正未来所在。”（WS20230218BJ）技术的工具性本质决定了它的存在目的在于代替人类劳动，尽管这会造成上述技术性失业问题，但仅仅就这种替代过程本身来看，被劳动占据的人类身体得以释放，人们获得了更加自由地使用自我身体的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体育作为人类身体活动的社会表征，通过对自然秩序的展示与维持而实现了对社会秩序的反哺，换言之，体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提供能够从中获得生活意义的重要空间，联结起以生物身体为载体的自然秩序与人际交往为表现的社会秩序。具体来说，体育对两种秩序的联结意义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得以实现。第一，体育的游戏本质决定了它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因而体育活动是能够直接为人类带来生活意义的场所。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将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都看作游戏，“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事实，即游戏是一种活动，或者是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 ”这意味着游戏和生活形式紧密相关，是人们能够感受生命与获得自由的本源空间，只有将游戏与人们的生活活动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游戏的意义。在生活与游戏互为基础的意义上，体育运动的人文性意涵得以凸显。所谓人文精神，指的是“人类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层次，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追求和宗教情节等文化因子，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形成会产生最深刻的影响。 ”体育的人文精神即是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目的、关注人的存在与价值、关心人类命运的现代人文精神追求在体育活动中的体现。 简言之，体育所保有的人文精神，就在于它的游戏本质决定了体育本身就是人类生活形式的表现之一，因此，体育行为的实践也就意味着人类生活意义的直接获得，于此，体育在如今社会个体逐渐变为孤岛的数字时代，为现代人保留了一方安置流浪身心的居所。第二，个体在体育运动中基于生物身体进行的主体间性互动是体育能够产生生活意义的根本。梅洛-庞蒂对身体的问题的思考中指出了身体的整体图式和身体的意向性， 前者是在《知觉现象学》中所讨论的身体的处境化，即“我的身体通过运动形成了一个开放空间 ，”人的知觉、身体和世界在其中联动，而身体的意向性则指的是作为主体的身体通过运动而具有的朝向对象的能力，即身体与对象的融合。正是身体的上述图式功能和意向性能力帮助体育实现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联结。具体来说，处境化的身体决定了身体是连接人与他所处情境的中介，也是对周遭情境做出反应的运动着的身体，并在运动中通过意向性的发挥将特定对象围绕在自身周围。体育行为的本质正是身体在特定的运动情境中进行的动作展示，并对作为物的体育器材或是作为人的体育伙伴作出特定的行为表现。在此，身体既作为身体图式和感性论的身体，以及肉身本质，为人们提供了身体、被感知的存在以及对其他身体的移情能力， 这种移情能力使我们的身体与他者的身体处于一种身体间性当中，我的身体与世界，与他人的身体之间呈现为一种不可分性——我是他人的内在，他人是外在的我，我与他人的共同体验得以可能， 而在社会交往的意义上，这种身体间性则进一步构成主体间性的基础。也即是说，基于生物身体而产生的主体间性赋予了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感受他人身体体验的能力，以及为体育行为之后的经验共享提供感知基础。正如上文提到的，因经验共享的意图与必要性缺失所导致的生活意义消解正是数字时代人类精神世界面临的危机，而体育恰恰因其身体活动本质而为人提供了获得主体间性意义传递与共享的可能与需要，成为避免人类生活意义枯竭的动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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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体经验的学科想象：ChatGPT时代体育学研究的核心优势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革新中，个体边界、生活意义、劳动价值等社会秩序的变动被加速，一切都在技术的嵌入下被重构或即将进入重构。然而，就如上文的思考，人类在慌乱与激变的当下却依然保有着一股源于人之本性的稳定力量，并能够在体育这样以具身身体为行动载体的活动中找到联结自然与社会双重秩序的关节，保持人类自我精神世界的丰沛。同时，这种反思结果对于我们体育学及体育相关的学科研究而言，更是从中获得了关于未来学术之路的启示，以应对人工智能进一步向智力劳动扩张的挑战。“体育学的本质是研究人的运动行为，这是主体性的行为，但我们当下的很多研究并不趋于真相的发现，而是专家们带着学科主观性做的判断，并没有进入运动情境，没有对运动员进行口述史访谈，没有实现对运动情境的真实表达，这种研究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运动行为叙事的本质是反问题追踪，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追踪行为来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不过，需要明白的是，对运动行为的叙事其实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对问题真相的论证方式。”（CZL20230218BJ）从CZL的表述中来看，“情境性”与“经验性”是被过去体育学研究中所忽视的关键要素，而人的运动行为作为一种主体行为，体育行动主体的运动经验恰是体育学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此外，如上文的讨论，身体是处境化的，体育中的身体也正是凭借这种处境化与外界和他者实现不可分的共存，因此，对“情境性”的忽视也就意味着将体育行为与其存在的社会情境割裂开来，使其成为意义单一的身体动作。如今，数字时代对生活意义的消减正在呼唤着体育学及相关研究关注体育的情境性与经验性，即回归于对体育身体之价值意涵的挖掘，从机器无法到达的身体内部寻找对抗技术的力量。“在认识到人类基于体认的创造能力无法被机器替代的基础上，体育学在体认范式本体论的指引下应当开启行为学转向，即从研究人体的生物体育学转向运动行为叙事的行为体育学，注重行为叙事中行为本体的意义；从人的内部逻辑出发，以身体感来把握运动中的身心关系，建立身心一体的探寻问题真相的反问题思维。”（CZL20230218BJ）在体育学的论域中，“‘体认’是身体的认识，嵌入环境的身体是‘体认’之体，更是体育学之‘体认’中的‘体’之所指。”CZL所呼吁的体育学研究的行为学转向，是旨在发现个体的体育身体在“情境性”中的“经验性”表现的研究范式，即运动行为志，这种范式意指体育学研究从生物身体观向行为身体观的转变。结合CZL在上述材料中强调的“情境性”与“经验性”，运动行为志范式的核心在于将个人的运动身体经验问题化，其中，经验的获得方面首先需要直面运动主体，实现将运动经验从“他表述”转化为运动个体的“自表述”。“体认范式的研究为什么不能被取代呢？因为它要研究人的运动行为，研究的手段是对运动行为的叙事。体育运动的动作技术不是一套概念，而是经验。自然科学是研究概念的，而体认范式的体育学研究是要研究人的运动行为，是对经验的研究。所以，我们需要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行为叙事的方式发掘运动情境中的运动行为人自己的口述史材料，对人之运动行为进行故事化的整体表达，这样才有可能发现运动行为中的问题及其真相。”（CZL20230218BJ）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将其应用在体育学研究领域，实际上暗含着体育学研究“从关注整体的‘功能主义’社会实体论研究范式向关注自我的价值转向。”然而，如何实现上述运动个体经验的问题化，即如何将口述史材料从故事上升为理论，以达到CZL所说的从经验中发现问题真相的目的，是体育学研究运动行为转向的关键。人们对自身体育经验进行口述表达的本质在于个体对其体育记忆的回忆性陈述，对口述的研究即是对这种回忆表达的建构以及价值获取。
体育记忆包括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体育学方法论在如今人工智能时代向体认范式转变的必要性即体现在这两类记忆的重塑与转换中。首先，运动个体对其个体体育记忆的回想包括其身体对过去体育经验的想象性感知，在尝试唤起身体记忆的过程中，意识与身体共融在同一个记忆空间内，其中再现着过往体育行为发生的情境与行为感知，而运动个体如何口述这种被记忆再现的情境，实际上暗含着个体生命史的演进历程。由此，个体体育记忆的回忆表达，于运动个体而言能够激发起对过往体育经验的意识想象，同时，身体也在回忆中激活起既有的肌肉记忆，意识与身体的双重回忆成为运动个体存贮生活意义与精神价值之处；而对于口述史的研究者来说，挖掘体育口述史料背后个体的体育认知、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意义结构并通过文本呈现的方式而将其公共化，而成为特定群体的体育集体记忆，这实际上推进了个体体育记忆的社会认同，将“我的记忆”衍生为“我们的记忆”，在记忆层面连接起不同个体甚至群体之间关于体育的共同想象，实现体育价值与意义的共享。
总的来说，体认范式的方法论转向强调对主体运动经验的关注，在使个体回忆并口述自身体育经验的过程中，重复和强化着个体的运动感知，避免了个体在数字时代信息充斥下对体育这一具有人文精神的生活形式的背离；同时，发现个体体育经验口述背后的体育文化秩序，从微观个体的记忆窥视宏观结构的运行，便如WZH所言的：“基于作为本体的人的经验性直觉来发挥学科想象力，可能是ChatGPT时代我们体育学研究的优势所在。”（WZH20230218BJ）3.2 行为、秩序与情境：个体运动行为经验的探寻与价值挖掘运动行为学转向是体育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对ChatGPT时代社会变迁的及时应对，就运动行为学转向强调对身体运动经验的关注而言， WZH从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出发，进一步认为这种行为身体观的转变需要从行为、秩序与情境三个层面来认识：“早期的哲学尤其是社会学中，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所以，身体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显现就尤为必要。结合查尔斯·库利所讲的宏观社会秩序与微观个体行为关系的社会学命题，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势也同样体现在对行为、秩序和情境三个方面的考量中。”（WZH20230218BJ）在人工智能已发展出ChatGPT的时代情境上来看，当下体育社会学的命题在于，从身体出发，思考人类体育行为与“技术与系统为王”的数字时代的互动形态，或者说，二者如如何进行互构的问题。“行为层面上看，要回归人作为本体的直接运动感觉，或者强调对个体运动行为志的考察，以此呈现出一种‘我看我’或者‘他看我’的观察自我与他者的整体视角，这也是建立体育社会学学科想象力的基础，本体性的经验直觉在ChatGPT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的肉身性身体的研究能够贡献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对人的微观行为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目前也是体育社会学相对薄弱的部分，或者说还比较缺乏。从秩序上讲，体育的复杂性与精彩性源于其竞技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工智能不可模拟的。比方说，阿尔法狗和人的围棋对战中虽然机器战胜了人类，但人们能够在竞技过程中享受对步骤推演与思考，并从其动态性与复杂性中寻求促进知识增长的能力，借进而贡献知识，也是机器并不具有的能力，也就是说，从个体行为的突生性研究宏观秩序恰恰是体育社会学的优势之一。而情境上，则指的是社会学的学科品质来源于基于田野实践的经验研究。”（WZH20230218BJ）在WZH的表述中，行为、秩序与情境实际上是体育研究在审视上述互构关系的三种可行路径，也即是说，在体认范式转型下，体育学需要从以上三个角度更新既有的知识结构。 首先，“行为”层面上具体思路在于通过个体运动行为志的书写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关联，并反思运动参与行为的主体性，即研究视角上的多元补充。所谓个体运动行为志，是“将语言作为手段所描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体运动行为事实，”其核心在于要将研究主体归于运动个体本身。WZH所说的“我看我”和“他看我”即分别指以自我为研究主体的自我运动行为志，以及“我”作为他人研究主体的主体运动行为志，前者中，“我”同时是研究者研究主体，在自我故事言说中实现对个体的运动经验问题化的思考；后者中，研究者通过“我”的自我言说获得运动参与行为的事实。两种行为志范式中，“我”始终是处于主体性地位的故事阐释主体，“我”作为体育行为个体的主体性得到释放，在此，多元、复杂且“原始”的主体体育经验得以呈现,为体育学研究提供了更高密度的信息容量而使其得以更加接近事实与真相。
其次，“秩序”层面上的具体思路在于从人类行为的突生性中进一步挖掘人类身体的秘密，拓宽既有的身体认知，即知识增长空间的转变。如上所言体育竞技结果的不确定性无法被机器模式，而机器在此的无力源于体育竞技活动是以人类生物性身体为实践场所，人类身体于我们自己而言至今仍是神秘的，无论是那些“不可言说的痛”还是如WZH所言人体行为的“突生性”均是最直接的证明。在机器“代替”人类行为的脚步扩张至体育活动面前时，机器遇到了根本性的障碍，无法被机器代替的体育活动与体育身体恰恰成为人们捍卫人类主体地位的据点，进一步探究仍处于迷思的身体秘密并挖掘体育行动的价值成为体育学在当下实现知识增长的时代要求与自身需要。最后，“情境”层面的具体思路在于，从实际的体育情境与切身的情境性经验中发现知识更新的入口，即求知形式的更新。如项飚所提醒的那样，“经验都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发生，并有它的而历史、来源和局限。个体经验问题化的重点就是要直面问题，把自己的经验对象化，把自己对象化，进而将个体经历作为把握实践的起点，促使个体跟更大的问题建立联系。”以个人运动经验问题化为目标的体育学研究体认范式转型，需要借鉴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学科特长来真正有效地认识和把握个体的运动经验，而“问题化”的根本在于问题意识的建立，通过将田野实践所得的经验置于更广泛的文化景观中进行审视，来将个人的微观生命史与宏观社会变迁相结合，并对二者如何实现关联与互通进行必要的理论解释，由此才能真正达成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理论自觉的追求。个体运动行为经验的探寻并非对体育的行动本身的简单阐述，而是涉及自我与他者的社会互动、人类对于自我身体的不断启蒙以及将个体运动经验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统合考察的系统性研究活动，并对繁复的身体经验发挥基于特定知识结构的学科想象，实现对未知知识的拓荒。
无论反对或欢迎，ChatGPT确已出现在人类生活中并过程对人类的知识生产带来挑战，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人类的优势何在？想必是人人都会发出的朴素之问。作为本身从事知识生产工作的学术研究者们，更应当具有多于常人的复杂情愫——于如何避免机器对知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入侵而感到危机，于发掘自身学科在此情景下的优势而心生使命感。机器对人类行动的持续替代，倒逼着体育学人将目光凝聚于无法被机器替代的体育身体，从中发现数字与机器时代不断变迁的社会秩序中的恒常人性，在把握这些变动与不变的基础上作出权宜性的应对，实现知识的自我再启蒙。
原文即将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2期，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旸洁卓玛, 王智慧.在识变中求变：ChatGPT时代的体育学反思——关于“ChatGPT时代的体育学术：以身体为方法”主题叙事的质性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3,4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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